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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我父亲罗春风的革命历程
发布时间:2019/7/12 16:15:59    来源:中共芦山县委党史研究室 芦山老区建设促进会    点击量:285

      编者按:2018年,我室按照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要求,追访抗战老兵口述史,抢救了一些宝贵的抗战史料,其中有许多抗战老兵的事迹十分感人,在建国70周年之际,我们将一些抗战老兵的革命事迹整理出来,供大家学习参阅。

追忆我父亲罗春风的革命历程
退休老干部 罗永志

      老父亲就是在1987年的这个时间住进的医院,那时候,我在太平派出所任所长,工作特别忙,是局长亲自打电话告诉我说,老头子住医院了,要我立刻回去,见到老父亲以后,他的第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你去忙你的吧,我还死不了”,后来父亲在医院呆了一个多月就走了,父亲走后的那几天不知怎么的,心里特别怀念他,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他所讲过的那些故事,干脆记录下来寄托对父亲的哀思,也把老父亲讲的那些故事告诉大家。

      艰苦的抗战岁月 

      父亲是1933年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红军战士,二等甲级革命残废军人,他怀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枪林弹雨地为了穷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身上的枪伤、刀伤、弹片伤,除了头上几乎全身都是,看见让人头皮发麻,身上直起鸡皮疙瘩,1969年父亲做脾脏切除手术,主刀的专家感慨地说,真是不可思议,全是伤,简直就找不到一块好肉皮下刀啊!

      父亲的身上还有块弹片,整整伴随了他几十年,直到他去世火化都没能将这块弹片烧化,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后悔,当时真不该将那块弹片也一同装进父亲的骨灰盒,应该把它留作永恒的纪念。

      父亲先后在八路军第115师、八路军总部、八路军第129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里呆过,他说他这条小命还是在八路军总部干了几年才算是保留下来的,要是一直都在战斗部队的话,就是这一仗不死,下一仗也活不了。他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反五一大扫荡、坚持大别山、平汉战役,上党战役、定陶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等许多著名的战役,多次立功受奖,立过两次大功,1938年在山西潞城对日作战时,任袭击队长的他,冒死摸上了日本鬼子的重机枪阵地,杀死了这三个日寇,避免了部队更大的伤亡,缴获了一挺九二式重机枪,被记大功一次,还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报纸呢。由于九二式重机枪太重,一个人搬不动,父亲就叫再上来两个人,他的声音惊动了藏在距他20多米远坡下草丛中的两个日本鬼子,这两个鬼子每人给了他一枪,两枪都是紧擦着心脏把两个肺全都打穿了,父亲说,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挨了一石头一样,因为他还在骂是谁在用石头打他呢,上来的战友们说他挂彩了,父亲一摸胸脯上有血,就不能动了,他说当时的两个鼻孔好像也不管用了,心就像是用一根麻绳吊着一样,慌的不行,只有这四个枪眼还在呼哧呼哧的冒着血泡,是战友们用绑腿把他的胸脯死死地捆起来,觉得捆得越紧才越好受一点,他叫人帮忙掏上衣口袋里面的香烟,可是半天都掏不出来,原来装香烟的冰铁盒也被子弹打穿了,和打烂的衣服挂在了一起,冰铁盒里面的两支香烟被打成了四节,还有一块光洋也被打穿了。

      那时的条件相当艰苦,部队缺医少药,还要行军打仗,他说用一支盘尼西林(青霉素)都得首长特批,一般人是不能用的,因为实在是太困难了,好多卫生员的药箱里面连一支也拿不出来。之后,父亲在门板上整整躺了三个多月,磨得后脑勺上都没有头发了,由于没有麻药和止痛药,每次换药都得七八个人摁住他,战友们成天抬着他,还要行军打仗,可想而知,有多难啊!

      父亲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时候,也就是红军刚刚改成八路军的时候,共产党员的身份还不是完全公开的,党组织还是保密的,党员需要活动的时候,互相递个点子,给个暗号,大家就心领神会了,于是,党员同志便三三两两的就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会议地点基本上都是在野地里,时间很短,简明扼要,没有一点话是多余的,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和意图后,大家就分头贯彻落实去了。

      那个年代,战士们判断你是不是共产党的标准非常简单,只要是行军不掉队不开小差的;爱帮助别人扛枪背包的;打起仗来不怕死的,总是冲在前面的;挂了花负了伤不下火线的;打仗首先是帮助别人把掩体挖好然后才挖自己的;不违反群众纪律的,不发牢骚不讲怪话的;吃饭的时候,不抢饭不多吃多占的;掌勺的时候,给其他人碗里比自己碗里多一点的;这些人,就肯定是共产党员。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你知道我们的前辈们负伤之后是怎么处理的吗?说来会让你毛骨悚然心惊肉跳的,但这却又是真实的历史写照。当我第一次听见父亲讲这个故事时,半天都回不过神来,真不敢相信咱们的部队竟然是这样处理伤员的。

      父亲浑身上下都是伤,胸部就被打穿过三次,他说当时把他抢下来,是因为他是个干部,到大不小是个官,其他的战士谁管呀,跑慢了都不行,撤出阵地时,头上给他竖块石板,队伍走了以后他自己拉,把脑袋砸扁就是了,子弹都舍不得给他,子弹还要留着打鬼子呢。我听的大气都不敢出,父亲说这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我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说电影上的八路军就不是这样的,也没看见他们头上戴着国民党的帽徽,父亲有点不高兴了:“朱总司令也是戴的青天白日帽徽,你懂个屁!”

      有一次,部队撤出阵地时,一位身负重彩的八路军排长带不走了,为了减少更大的牺牲,部队只好忍痛丢下他。万恶的日本鬼子冲上来了,对阵地上的八路军不管是死是活的,统统都用刺刀捅,这个排长的脖子上被鬼子的捅了三刀六个血洞,可这个排长仍然闭着双眼,一动不动,鬼子走了,部队又返回阵地,发现这个排长的手指头还在动,于是将其救下,还好,刺刀没有刺中血管,只是后来这个排长说话没有声音了,伤好归队,他仍然活跃在杀鬼子的战场上。

      父亲说挂花是很有意思的,你看我挂了这么多次的彩,两个肺都打穿了,没死吧,胸前进去,背后出来,三枪六个眼,没事,我还活着,有的脑袋打穿了,脑浆都出来了也没事,有的缺胳膊少腿的也没事,有一个把下身都给打没了,还是没死,可他的一个通信员屁股上才挨了一抢就完蛋了,那是因为打断了动脉没能把血止住。

      记得平型关大捷刚刚结束,战士们欢呼雀跃,立即投入到打扫战场的紧张气氛当中,有要枪要子弹的,有抓战马的,有围着汽车打转的,有扒那些刚刚被打死的日本兵的大皮鞋的,有在战利品中找香烟的,一时间好不热闹。这时,有七八个战士围着一个举着东洋刀的小鬼子,估计是个小队长,命令他投降,因为上级希望能抓个活的,可是,这小鬼子怎么也不肯投降,紧闭着双眼,两手握住指挥刀一阵乱挥乱砍,不让任何人靠近,由于时间紧迫,不便久留,最后只好开枪消灭了这个法西斯强盗。

      一伙战士发现了一个精美的盒子,打开看见十二个小黑乌龟似的东西,有的还在嘀溜溜地在转圈,不知是什么玩意,其中有个人自作聪明地说,这是小鬼子的鬼推磨,专门用来迷惑咱们中国人的,看见了可是不吉利,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一阵乱砸,十二块手表顿时被砸得希巴烂,此事被上级首长知道了,一个个好不心痛,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铁的革命纪律

      1969年3月,我回老家河北省灵寿县城关公社安定大队第四生产队当“知青”,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从小没接触过农活,所以出了不少洋相,但我却知道了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生产队里有个退伍军人叫罗振海,年令与父亲差不了多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人很豁达乐观,经常给我讲了一些我父亲的故事,我感觉得到,他非常敬佩父亲,他还告诉了我这么一件事情,他说他的这条小命还是我父亲给他的,是因为父亲的一个电话,才使得他这颗人头被保留下来。

      原来是当年在过一条什么河的时候,他将枪掉进了河里,由于是夜晚,根本就没办法去捞那支掉进河里的枪,在那个年月,枪就是军人的第一生命,那还得了,丢了枪就等于丢了性命。到了目的地之后,按照当时的纪律,也许是当时的规定吧,罗振海立刻就被五花大绑了起来,临杀他之前,问他还有什么可交待的,他说加强营的罗营长是他叔,按老家的排行他得叫父亲是叔,请求让父亲给家里捎个信,电话接通之后,父亲就在电话里面大骂起来了:“妈的,他是老子的侄儿你们也敢杀啊,还不快点给老子放了!”

      就这样,我的这条小命总算是给保留下来了,不然的话,今天,我怎么能够见得到你这个小老弟哟,罗振海说到这里,很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百团大战之后,形势一度有了缓解,一天,彭老总外出视察,中午的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警卫班的同志们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一群鸽子从天上飞过,“啪”地一声,大麻子班长举枪便射,一只鸽子从天而降落在地上。围着警卫班的孩子们中间,有个小男孩顿时哭了起来,原来这鸽子是他养的,大麻子班长赶忙把枪靠在树上,伸手就去抱这个娃娃,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枪倒了,走火了,啪地一声,这个小孩应声倒地。

      彭老总从屋子里面出来,气得满脸发紫,怒瞪着双眼,老半天,牙逢中挤出了一个“杀”字,这个大麻子班长扑嗵的一声就跪在地上了,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就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扑嗵扑嗵地,全都给彭老总跪下了,请求彭老总能够枪下留人,让这个违反纪律的八路军戴罪立功,到战场上去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半晌,彭老总终于答应了老乡们的求情,让这个大麻子班长捡回了一条小命。

      另一个战士可就不那么幸运了。有一天半夜,一阵撕心裂肺的紧急集合号划破了夜空,原来是鬼子包围了半个村子,部队要立即转移。北方有些村子是非常大的,我在老家下放当知青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叫做木佛的村庄,比芦山县的老县城还要大得多。

      队伍刚刚集合完毕,一个老乡向指挥员报告说,昨天有一位八路军吃了一碗面条还没给钱,指挥员火了:“是谁,给我站出来!”一个年轻的八路军战士举手出列:“报告,不是我不给他钱,是因他找不起零钱,我准备明天把这块光洋换成零钱再给他的。”原来是这样,小事一桩,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里可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特派员只说了一个字:“绑!”这个战士立马被捆了个结结实实,行军路上,他的脖子上被挂满了手榴弹、米袋、水壶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到了一个河滩,部队开始休息,特派员又冒出了一个字:“杀!” 父亲说当时的刽子手是个四川人,老红军,大片刀在石头上蹭来蹭去磨了半天,由于刀不快,好半天都没有把这个可怜战士的脑袋砍下来。我听到这里,心里在滴血,恨死那个特派员了,觉得那时候的特派员就跟国民党的军统差不多。父亲说子弹都舍不得给一颗,子弹很宝贵,那可是留着打鬼子用的!

      左权将军之死

      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在医院的病床上,讲了许多从未讲过的故事,有的故事让人非常震惊,还有的故事至今也令我不寒而栗,一句话,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会让人刚强、勇敢、悲痛、冷漠、激情、无私,能让人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满足,能对生活产生毫无索取之念,今天我把老父所讲的左权将军是如何牺牲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吧!

      父亲因为几次重彩之后调到八路军总部。因为在八路军总部,常常有机会接触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他最佩服朱德总司令的大将风度,他是最临危不惧的将军,日本鬼子的鼻子眼睛都看得清楚了,朱老总都还在下象棋,是警卫员掀翻了棋盘,强行将他弄上马背才脱离险境的。朱总司令很和气,就像一位慈祥的老者,谁给他敬礼他都笑眯眯地还礼,篮球场上被撞翻了他也不生气。彭德怀副司令就不一样了,成天都难得见到他有个笑脸,谁给他敬了礼,彭老总都要从头审视到脚,看你的帽子戴正了没有,风纪扣扣好了没有,腰带扎好了没有,绑腿打好了没有,一切都挑不出毛病了,这才给你还礼。陈庚将军到了总部可以跟任何一个人开玩笑,包括掏朱老总口袋里面的烟卷来做人情,洋相特别多,是个大家都很喜欢的人物,他到了哪里,笑声就会出现在哪里,但只要是彭老总一出现,陈庚将军立刻就不吱声了,其他人更是大气也不敢出,父亲说那光景真像是耗子见到了猫。左权将军的军人姿态最好,军容风纪也是全军闻名的,特别是他的人字花绑腿打的非常漂亮,在总部更是大家所崇拜的偶像,还有朱总司令爱种南瓜,滕代远副参谋长爱种西红柿,说是一个西红柿顶一个鸡蛋,总部有个炊事班长姓田,老家在二郎山下的天全县,也是个老红军,眼睛不好是个偏花,解放后在石棉县当副县长,成天都是挽着裤腿不修边幅,和老百姓聊天开玩笑就坐在地上,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个县长,老百姓都很喜欢他,一次在地区开会见到了父亲,两个老战友好不亲切,父亲说他会杀猪,在总部杀跑跑猪出洋相逗得大家伙好开心。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八路军总部,当时天都还没有亮,日本鬼子全是清一色的白衬衣,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大盖,像潮水般出现在八路军总部机关周围的山坡上。形势非常危急,左权同志让警卫营的四个连长,每个人都斜挎着一挺斯大林同志给的盘子机枪在前面开道,他们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在前面拼死杀出了一条血路,让彭德怀同志突围,彭德怀当时骑的是一匹马回子的马,一口气跑了四十华里的山路才冲出了重围,父亲说那时马回子的马可是非常有名的。当时总部机关的人员又多又杂,敌人出动了飞机狂轰滥炸,慌乱中找不到突围的口子,大家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快乱成一锅粥了,就在这个时候,对面坡上有人在一边摇晃着衣服一边大声喊道:“同志们,往这边来,这边没有日本人!”于是,大家都拼命地涌向了那边。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左权同志用望远镜一看,哎呀!大势不好,喊话的人是汉奸,那边全是黑压压的日本鬼子。左权同志急中生智,不顾个人安危,站在一块石头上大声疾呼:“同志们,快回来,那边是敌人!”就在这时,咚咚的就是两发炮弹落在了左权同志的身边,一切都来得太快了,让人猝不及防,父亲此时距离左权副参谋长牺牲的地点也就二十来公尺,左权副参谋长的半个膀子都没有了。总部的大部分同志获救了,但是,大家敬爱的左权副参谋长却永远地长眠于抗日的前线,噩耗传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悲痛万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次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血债!父亲每次提起左权同志时,眼里都含着无限深沉的泪花,除此之外,很少见到父亲有过如此悲痛的表情。

      这就是父亲讲的左权将军牺牲的故事,他说是可能是因为日本人发现了左权同志的望远镜了,知道这是个大官,否则,左权同志也不一定就会牺牲。父亲常说左权同志的军人姿态是最好的,军容风纪是最好的,他的人字花绑腿打的非常漂亮,他下达的口令是最萧洒的,左权同志是最合格的军人!

      父亲进重庆

      抗战胜利后,自卫战争又打响了,部队千里挺进大别山,在经历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后,刘邓大军的又开始向祖国的大西南进军了。在四川的万县(现在属于重庆),父亲的部队上了刚刚缴获国民党的登陆艇,沿长江而上,是进入重庆市的第一支共产党部队,父亲说,那些登陆艇全都是美国货,大得很,每一艏登陆艇的肚子里面还装着几十辆美国的大道奇卡车,二野那么多的部队,上级挑选中了他,那是他的光荣。

      父亲闭目养神几分钟又接着说,我当时只是个营长,但是,我这个营和其他的营可一样,比有的一个团都大,一共四个连800多号人,老红军的种子,都是些抗战打出来老兵,那可都是些能打仗的老兵啊,凡是硬仗恶仗啃骨头的仗,到了最后,就该我上了,都是我这个营上去包的园,转战了全国十七个省,我这个营可算是威风得很啦,军长下了命令叫我去当团长我都不去,还撕毁了命令把送信的通讯员吓得要死,说到这里,父亲显得十分得意,还笑出了声。

      当时军长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父亲说唯一的要求就是得带上自己的那匹坐骑,那是跟随着老父亲南征北战一路走来的一匹大黑骡子,父亲说,你可别小看了它,它一下能够驮三个伤病员呢,实在是舍不得扔掉。军长笑了,你今后再也不用去骑马骑骡子了,屁股后面要冒烟了(指小汽车)。父亲还想说什么,军长说你先进去,如果真的需要,我保证派人把你的宝贝骡子送过来。说到这里,我和父亲都笑了起来,医生护士也跟着笑了,聚精会神地听着父亲继续往下讲,此时的父亲显得很得意,全然不像一个将要离开人世的老人。

      他说部队在朝天门码头下了登陆艇,齐唰唰地站成了五个方队,打头的是清一色的六0炮和八二迫击炮,四门四门四门,接着就是清一色的马克沁重机枪和捷克式轻机枪方队,四挺四挺四挺,第三个方队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打淮海刚换的汤姆式冲锋枪,也是四个人一排,第四个方队是清一色的加拿大冲锋枪,就是横着上梭子的那种铁把子冲锋枪,最后压阵的是清一色的日本三八大盖,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我一个口令,五个方队八百多号人,一齐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迈着整齐雄壮的步子,开始了进入重庆市的第一支共产党的英雄部队。

      父亲此时闭上了眼睛,他有点累了,护士赶紧用沾了水的棉签为他润着嘴唇,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想听他接着往下讲,又心疼他的身体受不了,可都在他的床前不愿离开,父亲接着说,在欢迎我们的队伍里面,还有当时的西南公安部副部长赵昌壁,赵部长对父亲说,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这下可好了,你们这么一来啊,我的腰杆可就硬了。因为当时的重庆还潜伏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暗杀破坏搞的很厉害,斗争形势非常尖锐,新生的红色政权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部队进了城,因为刚刚解放,重庆的局势还很严峻复杂,国民党有大批潜伏的特务和各路的土匪不断地以暗杀、破坏、袭击等手段危害着新生的红色政权,人民的天下、新中国的安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由于斗争的需要,父亲的部队改为西南公安部警卫团了,后来这支部队又奉命前往去了青岛,接收了一个国民党的空军机场。

      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彻底肃清潜伏反革命分子,父亲这支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每天的任务就是逮捕和枪决反革命分子。今天晚上是一连负责逮捕,二连就负责挖坑,三连负责枪决,四连就负责埋人;到了第二天晚上,又成了二连负责逮捕,三连负责挖坑,四连负责枪决,一连负责埋人;第三天晚上又成了三连负责逮捕,四连负责挖坑,一连负责枪决……

      就这样如此循环往返,重庆的局势很快就控制下来了,在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的时候,其政权的巩固,不是温良恭俭让,又不是绘画绣花,当然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哦。

      后来,赵昌壁去公安部走马上任的时候还专门来看望过父亲。 

      护送苏联专家进京

      四川刚解放,有一批苏联专家要护送到北京去,首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父亲,要求很高,绝对不准有半点差错,必须得用脑袋来担保。父亲在八路军总部时,每次有重要的首长过封锁线,都要着点名要父亲护送。1973年8月,我探亲回部队路过北京时,去了外贸部长林海云的家里,在八路军总部他是父亲的科长,老两口告诉我,父亲很会打仗,枪法特准,就是脾气怪了点。估计于此,最后这个任务还是选中了他。首长说:“你可以带半个连!”父亲说:“我只在我挑一个班就够了,蒋介石都逃到台湾去了,全国也解放了,不会再有大仗打了,放心吧,要是完不成任务,杀我的头!”父亲在自己熟悉的战友当中选了十四名同志,每人都是一长一短两件家伙,这些老前辈们可都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老兵啊,听说是要去北京,他们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

      任务完成得很好,中央首长非常满意,当首长们看见只有一个班的兵力时,不由得一个个都倒吸了口凉气,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党的残余仍然很多,加上四处匪患成灾,都认为这是一着险棋,父亲这伙人却不以为然:“咱们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呀!这点小事用不了那么多人。”首长们对这些文盲大老粗的子弟兵真是一时难以说得清楚,说今天请同志们吃西餐。

      北京饭店突然来了一伙全幅武装的“土八路”,工作人员顿时都紧张起来,首长们和气地招呼大家走路要轻,别大声说话,到指定的房间去用餐,父亲这伙人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呀,看见地毯都不敢下脚去踩,进了厕所也不敢用,说比部队的伙房还要气派,在饭桌边坐下之后,一个个看着吃西餐的刀刀叉叉发愣,脑门子上直冒虚汗。首长招呼大家用餐时,洋相就更多了,有的被叉子刺痛了嘴,有的说还没有自己家里的棒子面饼子好吃,有的说自己家乡的煎饼那才叫好吃呢,有的还笑话洋人吃饭也真是太麻烦了……,看见部下的表现,父亲的脸面有点挂不住了:“别他妈的穷酸,不会用家伙还不会用手抓啊!”于是大家都纷纷丢开了刀叉,全都用手干上了,父亲用餐刀切鸡腿时候,不小心把盘子给弄翻了,一时间竟忘记了是在北京的大饭店里面,“去,给老子找把刺刀来!”惹得服务员们一阵好笑。

      饭后首长们将父亲一行送上了南下的火车,就是这次,父亲顺便回到了离别近20年的家乡,见到了我没有见过的爷爷奶奶。

      父亲休息了一会儿又说,老子当年可算得上是响当当的八面威风啊,谁敢撕军长的命令呀!只有老子才敢,要是换了别人,那还得了,现在不行了,打日本我死了好几次都没死得了,打蒋介石我也算命大,这次恐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知道,我要去见马克思了,这次,真的要完蛋了。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喉咙哽得咽不下口水,父亲说:“看你,怎么像个娘们,哭什么,老子还没死呢,死了也不准哭!”第二天上午,敬爱的父亲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光荣的人生旅程。

      保持革命本色

      父亲在阿坝藏族自治州红原县的龙日农场二分场任场长的时候,就已经名声在外了,那时的藏区匪患成灾,汉族干部和国家财产常常是土匪们袭击的目标,汉人常常都是土匪冷枪射杀的对象,而且土匪的特征并不是十分明显,常常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斗争艺术非常考究,在藏区,几乎家家都有枪,所以很难一下分辨清楚谁是老百姓,谁是土匪。

      一次,在场部大门外面的哨位上,骑兵团的一个哨兵就被路过的土匪一枪撂倒,还抢去了一支冲锋枪,听父亲讲是因为部队刚刚换了新冲锋枪,土匪里面的特务早就对这种新枪垂涎欲滴了,估计是想弄一支回去研究研究,等大家都跑出来的时候,土匪的马队早已不见了踪影。那时,土匪里面的特务比较多,还有不少的外国特务和台湾国民党特务也在里面,人们常常谈匪色变,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战斗,随时随地都可能流血牺牲。父亲到任以后,几次和土匪的交锋都大获全胜,土匪的嚣张气焰一下就被压下去了,大家的士气也一下子高涨起来,都说二分场来了个会打仗的场长,土匪再也不敢对二分场轻举妄动了。

      藏族大头人派人送信来了,说是非要邀请父亲去赴宴,要和父亲交朋友,大家都劝他千万不能去,说这里面肯定有诈,去了凶多吉少。可是,父亲认为这是个打开工作局面的好机会,为了能在藏区站稳脚根,更好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尽快消除对方的隔阂与敌对情绪,他凛然决定单刀赴会,只身单骑去见这个藏族大头人。

      藏人们在头人的统领下,身着过节才穿的民族服装,戴着花花绿绿的服饰首饰,就像是在迎接他们至高无上的菩萨一样来迎接父亲,父亲刚一下马,就被藏人前呼后涌的迎进了头人的牦牛帐篷,父亲大度从容地将卡宾枪随手靠在头人的座位旁边,这一举动,立刻让对方的情绪从高度紧张的戒备当中缓和了下来。父亲告诉我:“其实在下马之前,我就已经将第一发子弹头朝后压在梭子里啦,他们就是拿起来也是不上膛的,这时我身上的枪早就响了,打了十几年的仗,在死人堆里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呀,别看他们成天咋咋呼呼的,真要是动起手来,没人能靠得近我的身子”。父亲的风度和自信,让大头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趴在地上不停地给父亲作揖祈祷,通司(翻译)也很卖力,对话十分投机,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气氛很活跃也很融洽。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可能是这个大头人想在父亲的面前露一手的缘故吧,看见帐篷外面远处的草地上有大雁在觅食,接过仆人的抢打了一只大雁,父亲二话不讲,抬手一枪就是两只,藏人们全都被惊呆了,张开的嘴半天都合不上来,一个个双手都伸出大拇指,朝着父亲不停地比划着,不停噢噢噢地吼叫起来,好像今天他们真的遇见了神仙,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他们哪里知道,父亲早在战争年代就是有名的神枪手了,在他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上,清楚地记录着挂彩时的职务“因战”、“抗日”、“八路军第115师344旅侦察队长”,父亲还荣获过一枚“神枪射手”的奖章,没有两下子行吗。

      枪打输了,大头人觉得很没面子,提出还要赛马,结果他赛马也输了,这下头人终于彻底服气了,而且还服得不得了,他趴在地上,紧紧地抱住父亲的双腿不放,仆人们不停的往父亲的马鞍上栓东西,什么羊腿啊,酥油啊挂了一大堆,父亲说那个头人身上的酥油味可把他给熏坏了。后来,那个大头人逢人便讲:“二分场有个罗场长,可了不得,他可是神枪啊,一枪就打了两只大雁,他的东西是抢不得的,哪个去抢他的东西是要倒霉的。”从那以后,二分场就平安无事了。

      我们是1958年到的苗溪,就是现在的川西监狱,父亲到的时间要早一些,记得是雅安专区公安处的李自成叔叔用美吉普把我们送到川藏公路的飞仙关段,然后又改骑马,走了40华里小路才到的苗溪。那时芦山还没有公路呢,只有一条不到一米宽的石板路,老百姓都称之为“官路”,记得是卫加齐和彭素洪两位通讯员叔叔牵着马来接的我们,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出门都是羊肠小道,到处都是原始森林,野兽都跑到场部里来了,常常都有野味来改善伙食,场部共有七八匹马可以骑,都是从部队上带下来的军马,最老的那栋二层楼房的后面就是马厩,有一次通讯员叔叔送信,在大平山上摔死了一匹马,三大队的干部让几个犯人把马肉背到场部伙房,大家打了几顿牙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马肉,根本就不像大人们说的马肉是酸的,我觉得好像也和牛肉差不多。父亲下队都是走路,极少骑马,他常常得意地说:“我这双大脚可是不简单啊,驼着我走了十七个省,就没座过一天车,不过我那时也没有车,缴获敌人的汽车都让我们点着火给烧了。”

      当时的粮食和日用品全部要靠犯人们到芦山的县城里去背上来,各中队的监舍都非常简陋,根本就没有围墙,好些中队都是利用那些古庙宇改建的,那时候从芦山的飞仙关一直到灵鹫山顶,沿途几乎都是庙宇不断,据说有108座庙宇呢,我们小时候常常在菩萨的身上爬来爬去的,拿庙子里的东西当玩具,听大人们说,如果要是那时侯芦山的庙宇都能够保留下来的话,肯定比现在的峨眉山还要漂亮壮观呢,因为有一句老话叫做“先有灵鹫,后有峨眉。”

      当时的部队很少,好像就一个营的兵力,为了不让犯人逃跑,生产、管教、改造全靠为数不多的叔叔、伯伯和阿姨们披星戴月的干,他们克服的困难,现在的人根本就不敢想象,干部们大多数都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老革命,在他们的身上,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股旺盛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那股高昂的革命斗志,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老前辈们在苗溪的各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着自己的毕生精力,他们风趣地说:“犯人是有期的,而我们则是无期的”。他们都很尊敬父亲,父亲也很关心他们,那时候没有楼房式的单元住房,都是住的平房,大家成天都在一起,谁家的情况怎样互相都是十分清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显得非常融洽、和谐、自然、纯洁、无私、真诚,有一次父亲享受被戴帽连调两级工资,可是他却一级都没有要,他让秘书梅家义叔叔去看看谁家的孩子多,谁家的负担重,结果把这两级工资全都让给了那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了。

      通讯员卫加齐叔叔骑马送信时,不小心弄丢了一份绝密文件《公安建设》,这在当时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县公安局的局长和县检察院的检察长都来了,说是要逮捕卫叔叔,得等父亲来签个字才可以执行,卫叔叔被吓坏了,哭得跟泪人似的,父亲闻讯赶来了:“小鬼还年轻,出身很好,本质也不错,工作很积极,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文件丢了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管理好教育好,这个责任应该由我姓罗的来承担,你们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的就把我的干部带走,如果你们实在要抓的话,那就先把我抓起来吧!”就这样,父亲终于把卫叔叔给保下来了,像这样的事例还很有几次,他们后来都成了苗溪的中层领导,一生都在努力地为党的劳改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父亲说:“他们都是为了党的工作在老老实实地干,不能够出现一点问题就一棒子把人家打死,保下了他一人,就等于保下了他的一家子,不然他那么一家老小今后靠什么活啊!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干部队伍的稳定,我这里需要干部啊!”。说真的,虽然父亲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都是在革命战争中学习的文化,虽然父亲的脾气很爆,干部们喜欢他也害怕他,父亲批评人的时候,就像是在骂大街,嗓门又大脸色又难看,样子实在有点吓人,但他的心地却非常善良,很会做点政治思想工作,总是以理服人,一点也不摆老资格,一点也不拿臭架子,有次一伙老乡上山打猎,路过一个中队时,因为天还没亮,他们就在干部区域休息,一个刚刚分来的大学生起来上厕所,不慎将老乡们靠在墙上的枪绊倒了,结果走火把腿给打穿了,她当时才20刚出头,非常悲观,在医院里面成天哭泣不吃饭,谁也劝不了,父亲当时也在住院,就去看她,见她哭的两个眼睛跟桃子一样,父亲就解开衣服让医生护士们数身上的伤疤,六个枪眼加上刀伤和弹片伤一共数了20多处,父亲说你看我身上穿了这么多的窟窿都没有哭过,你才一个窟窿,而且还离心脏那么远,就成天唧唧歪歪的不吃饭,像什么话,啊!你别悲观还没有找到对象,我告诉你,听医生的话,把身体养好,吃的胖胖的,好小伙有的是,到那个时候,保证让你挑还挑不过来呢,说得她也跟着大家伙哈哈地笑,问题就算解决了。大家对父亲都很佩服尊重,都是从心里去佩服他,去尊敬他,哪怕是骂得再凶,下来一样的亲热,一样的给烟下棋打扑克,一样的开玩笑拉家常,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从来也不记仇,所以他才那么受人敬重,他还有很深的农民情结,场部周边的老百姓都很喜欢他。

      1959年是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反右运动开始了,有许多的人,当然,也包括许多的好人,他们在这次运动当中,因为种种原因和历史背景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有的饱受了人间的种种磨难,有的甚至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甚至生命。由于父亲的刚直不阿,敢讲真话,敢于面对面地抵制当时十分盛行的弄虚作假和“胡夸风”,被列为右倾的对象,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可是,父亲却据理力争,决不低头,死不认“错”,他让那些前来做他思想工作的领导们也很是恼火,有时候父亲也像个小孩子一样,显得十分的顽皮,甚至是有些犯横,有一个上面来的领导和他谈话谈蹦了,两个人都拍了桌子,谁也不服谁,那个领导虽然资历没有父亲的老,可他毕竟是代表上级下来的啊,父亲根本就不管这些,好像要把人家给吃了似的,还非要人家把扣子解开,把衣服脱了,弄得这位领导是一头的雾水,不知道他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忙说:“老罗,你到底要干什么啊?”结果你猜父亲怎么说:“有本事咱们都脱了衣服比一比,你数数看,看看到底是你身上的枪眼多,还是老子我身上的枪眼多,老子当年在你家门口打日本的时候,你他妈的还在当儿童团呢,还在拿着红缨枪查路条呢,你他妈今天也敢来教训老子”!当时就气得这个领导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气冲冲的就离开了苗溪。

      多少年过去了,我当兵退伍回来进了公安局,有一次陪同局长接待一位从外地回来的离休老领导,当他知道我是罗春风的儿子时,就非常感慨地说:“哎!你爸爸可是个好人啊,可就是太犟,他脾气太厉害,不管是谁,只要是他认为是你不对的,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也敢叫你下不来台,为此他也是吃过不少的亏呀!”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常常一个人在家里发火生闷气,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干部在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叛徒、特务、内奸,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可都是革命的功臣啊!怎么说打倒就打倒了啊!这样下去,国家非出大乱子不可啊!可是没过多久,造反派的矛头就指向他了,有很多南下的老干部都来劝父亲出去躲一躲吧,父亲真是一条硬汉,老子就是不躲,反正我都是死过好多回的人了,老子现在就是要和他们斗争到底,大不了赔上这条小命!造反派头头和军代表都来了,说是为了父亲的安全,要收走他的枪,父亲一听就火冒三丈,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吼道:“告诉你们,老子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缴枪的习惯,老子的枪是在打平汉战役的时候,从国民党一个中将的手里缴获过来的,有本事你们也去缴几支试试!别尽想在老子这里发洋财!”父亲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然还要用拐棍打他们,造反派头头和军代表只好“急流勇退”溜了。

      结果父亲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硬是就没有被收走,这在那个年月可是十分罕见的,估计就在全国也没有几个。

      父亲打军代表的事情,一下就轰动了整个苗溪,“走资派”真是太猖狂了,造反派决定要给父亲点颜色看看,通知父亲到大礼堂接受批斗,他们原以为父亲是不敢去的,可是那天,老父亲却雄赳赳、气昂昂地到大礼堂接受批斗来了,这样反而弄得造反派们手忙脚乱的,父亲看见台上一溜挂着黑牌子,埋着“狗头”弯着腰的“黑帮”,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声大吼让在场人都目瞪口呆的,“去!给老子来把藤椅,老子今天要坐着斗!”台上台下,人们呆若木鸡,半天都回不过神来,说来也怪,造反派确实是乖乖地给他抬了把藤椅放在台上,父亲稳稳当当的坐在里面,不慌不忙摸出支香烟点上,样子很是悠闲,批斗大会一下子好像变了味,没有多久,造反派就让父亲“滚”回去了,造反派说这派头哪是来接受批斗的啊,这明明就是来作报告的嘛,还不如干脆喊他滚回去算了,免得在这里出洋相!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可以说走遍全中国也没有几个“走资派”敢像父亲这样,在批斗大会上还敢大喊大叫的, 还非要坐在藤椅上不可,他呀,完全可以去申请挨批斗的“吉尼斯世界之最”了。

      1987年10月28日,这是父亲最后的日子,父亲已昏迷两天了,这天中午突然清醒过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吧,他被华西的专家们确诊为肝癌晚期,医生说这是肝昏迷,患这种病的人常常会感到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许多人在最后的时间,都要靠注射杜冷丁或吗啡来帮助减轻痛苦,可是老父亲却始终就没有哼过一声,也许是太疼了,棉被都被他给揉烂了,医生说,罗场长,你实在痛得难受就喊几声吧!可是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哼过一声,床头上的铁条都变形了,那是父亲的杰作,医生和护士都掉泪了,说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坚强的人。上级领导来看望父亲,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父亲说:“一辈子都没向组织上提过要求,死了也不能提,过去战场上死了那么多的人,谁提过要求啊,自己还活着,还能娶老婆生儿子,知足了。”

      有一天,父亲得知他一次药就得花费近百元钱,这在1987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好像才几十块钱,父亲说自己已经不能再为党工作了,不能浪费国家的钱了,于是就不肯再吃药了,谁劝也没有用,直到去世。敬爱的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现在想起老父亲临终前的话还是那么亲切,他叮嘱我说:“记住,咱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咱们是农民出身,1933年,我在党以后,就没有犯过错误,没有给你们留下过一点污点,做人就是要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这次我是起不来了,我要完蛋了。”

      父亲去世之后,家里只有一个抽屉是上了锁的,打开看见在抽屉的正中央有一个红布包,里面包着他的党费证、军功章、退伍军人证、残废军人抚恤证,还有一张泛黄的军人履历表,记得上面有林海云、滕代远、曾绍山、唐兴盛、钱江、肖兴川等老革命的名字,可惜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在几次搬家之后已经找不到了,屋子里面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公家的,上交国家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想起来非常感慨,我明白了什么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陶醉

      有时候,我觉得老父亲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一个人买上一挂鞭炮,来到一块僻静的地方,将鞭炮挂在小树上点燃,自己叼着根香烟,眯着眼睛蹲在旁边,那神态,那光景,简直就像是一杯陈年老酒下了肚,美滋滋的,乐滋滋的,简直就是享受极了,时候的老父亲,已经完全陶醉在噼噼叭叭的鞭炮声中了。父亲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也不打仗了,好长时间也听不见枪声了,放挂鞭炮过过瘾。

      我非常理解他们这些从战争硝烟中走过来的老革命、老前辈。他们这代人对党对人民非常忠诚,但是却有着固执倔犟、爱憎分明、原则性强、不好通容、不畏权势、好打不平、绝对不会让组织上给予任何关照等众多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的身上,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应有的那些高贵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中共芦山县委党史研究室 骆志勇 整理供稿)

      这张老照片是父亲和他的战友在湖南常德照的,照片有“ 同志留影三十八、十一、十七、”的字样,同志前面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将民国换算成公历应该是1949年11月17日,那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可是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还没有解放,还有许多的仗要打,父亲所在地刘邓大军(二野)正在向祖国的大西南进军,父亲告诉我,看见了吗?我脚上可是穿的力士球鞋,那时能够穿上力士球鞋的人可是没有几个的啊!

      这张老照片是在重庆市的照相馆照的,当时父亲的部队被改成了“西南公安部警卫团”,任务就是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坚决镇压反革命,他们每天都要镇压两三百个反革命分子,后来中央军委又命令这支部队前往青岛,任务是接收国民党的一个空军机场。

      这是1950年9月17日,父亲和他战友的合影,地点应该还是重庆市,照片上面有“阶级友爱永远纪念”的字样,那时候没有军衔,可是军装的纽扣上可以分出上下级关系,父亲军装的纽扣是铜的,军装的布料也要漂亮得多。

      这是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时间是1951年,母亲出身很苦,是地下党把她送到部队的,母亲也是随父亲转业离开部队的,也是国家干部,后来因为有了我们弟兄几个之后,父亲就武断地命令母亲辞职在家当家属了,现在我也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每每想起母亲来,就难以原谅自己,因为她去世比较早,那时自己成天忙于工作,没有能够很好地尽到做儿子的孝道,现在条件好了,可以给母亲尽孝道了,但是却没有这个机会了,没有能够好好地孝敬她老人家是我今生永远的痛。希望现在的青年人一定要好好地孝敬自己的父母,千万不要忘记有一天自己也会老的,小羊羔还知道报答母亲的跪乳之恩呢,别等到没有机会了才想起该去孝敬自己爹娘来,那样你会遗憾终生的!

      经历了身经百战、枪林弹雨、饱经风霜、艰难困苦的父亲。

      这张老照片是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重庆的渣滓洞照的,这些前辈们都是革命的功臣,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老兵,当时部队的长枪已经换成了苏联的7.62步骑枪了,手枪还没有更换,右边第一人持的仍然还是众所周知的“20响”驳壳枪,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改成“西南公安部警卫团”,因为他们的左臂上还没有佩戴公安军的臂章。

      这张老照片是50年代初期照的,当时父亲在阿坝藏族地区和凉山彝族地区剿匪,你看,清一色的老布军装,清一色的小圆口布鞋,清一色的左轮手枪,清一色挂满奖章的胸膛,从他们那种自信、坚定、深沉的神态上,一眼就能看出,他们都是些经历过战火硝烟的老革命,一群有着极不平常经历的老兵。

      这张照片是1962年照的,那时候父亲在川医高干病房住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实际上就是肝癌,当时的公安厅长秦传厚(原父亲的旅政委)把我接去,好让父亲最后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当时我才10岁,可是父亲非常坚强,非常乐观,说自己在战场上都已经死过好多回了,无所谓再死一回。正因为他的精神没有倒下,所以他又多活了25年,这张照片估计是父亲准备留给我们的遗像。

      这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照片,后面是监狱管教科的办公楼,那个毛主席像是个犯人画的,他是国民党上校军统特务,那时候父亲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造反派、军代表都拿他没有办法,十年浩劫,他的佩枪始终都没有被收去,一个走资派在文革中能够如此的强硬,可能在全中国都是十分罕见的。这是父亲刚刚被批斗出来时别人给他照的,你看他那种一副满不在乎无所谓的样子,谁又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刚刚才从批斗台上下来的“走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啊!

      父亲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原来本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因为换证时被民政局工作人员错写成了二等乙级,父亲也没在意,说只要是回老家买火车票还是半票就行。

      父亲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的首页上,清楚地注明着“因战”,这一本是1981年7月换发的。说起父亲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还有一个故事呢,有一次父亲在成都的电车上被小偷掏了口袋,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也被偷走了,后来,这个小偷发现偷的是一个老革命,良心受到了自责,于是他又拿着父亲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到派出所投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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